随着翻译研究的深人和翻译研究层面的开拓,尤其是从文化角度来探讨翻译,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因素、翻译家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翻译界对翻译主体性、翻译家的文化地位等方面的理论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里以许钧主编的((翻译思考录》(1998)中所收文章为例。 苏州翻译该书中编“翻译艺术探”所收录的文章,均是对翻译文学的地位、译者的主体性、翻译风格等问题的集中讨论,而讨论围绕的核心就是译者。翻译文学的地位、风格等等都是译者的文学文化地位、译者的审美修养和文学气质、文化心态所引发出来的问题。该编文章,大多以译者为核心,从阐释学、接受美学、文化交流等角度切入翻译研究。谢天振的《翻译文学一一争取承认的文学》、《文学翻译: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本段文中所引文章均可见许钧1998)两篇文章,提出了“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而应当属于译者所属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等命题,其核心观念就是对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和主体性的重新认定和承认。谢天振认为,判断作品的国籍依据应该是该作品译者的国籍。将翻译文学定位在译者所属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是对翻译文学在文学交流、文学影响的作用的充分认识,更是对翻译家作为翻译主体地位的承认。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译者的主体性贯穿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与谢文相呼应的是杨武能的《尴尬与自如傲慢与自卑一一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漫说》。杨文从翻译的
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对译者的人格心理和社会文化心理作了比较细微的剖析。张成柱的《文学翻译中的情感移植》和王彬彬的《翻译是一种相遇》,强调了译者主体情感在翻译中的重要性,认为译者的情感投入是译作美学效果的基本保证。